講題│臺灣古典詩壇的戰後二十年──兼論鯤南詩苑對高雄文學的意義
講者│黃美娥
記錄日期│111.06.25
觀察員│潘憶玉
由黃美娥老師以「戰後二十年的台灣古典文學」為主題，從戰後台灣古典詩壇狀態、詩刊，介紹到靈魂人物曾今可、于右任等人如何與台灣古典文人互動，再提及戰後高雄的詩刊《鯤南詩苑》與曾今可的關係。
老師提到一般認為日治末期舊文學開始不如以往，新文學漸而興起，如此二元分立，將忽略舊文學面臨日本殖民政權帶來現代化之後，在作品中所做的調整與對現代化的觀察。亦即舊文學並非一味守舊，它在有限的格律中，展現對現代化事物的吸納。舊文學在戰後究竟是什麼情況呢？
🕰️ 為什麼是戰後二十年？
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，新文學是很重要的一塊，而古典文學也不容忽略。1945年，此時古典文人尚未能與新外來者以語言順暢溝通，但文字上跟中國漢文相通，這與之前日本初抵台灣面臨相似狀況，多了些熟悉感。
之後迎來書法大家于右任自中國來到臺灣，以其聲望、地位支持傳統古典文學；1964年，于右任逝世，昭告傳統的終結，時代在時勢所趨下逐漸由新文學接管，發出新聲。此間20年，古典文學仍然活躍，無論是外來者或是臺灣人，仍然辦報發刊，堅守以詩言志的本心。
觀察戰後台灣古典文學，可以從戰後台灣新文學切入，看古典文學受到的影響與變化。老師將層層遞進，針對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文化的幾個議題、戰後臺灣古典詩壇概況、《鯤南詩苑》對高雄文學的意義等面向，推引戰後台灣古典文學的全貌。
古典文學戰後二十年在台灣的地位與評價問題
📝 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與文化重要議題
1. 臺灣光復與報刊熱潮：當時稱呼「臺灣光復」的語境之下，臺灣人一開始相當歡迎新政權的到來，老師引用新竹畫家鄭世璠回憶《新新》雜誌創刊背景，闡述台灣人抱著興奮與愛國熱情拼命學習國語之況。臺灣的知識分子相信接下來將比日治時代自由，可以自由發表言論、對國家的看法與想像，因此戰後初期各式報刊的創辦蔚為風潮。
老師也提出曾在日治時期發生新舊文學論爭的不同陣營作者，在戰後初期放下對彼此的意見，不分新舊雅俗皆為刊物寫稿，使得各類型作品可以在同一刊物上呈現。比如，《新風》雜誌上的作者就有新文學陣營的黃得時、龍瑛宗，舊文學則有賴子清等人，通俗小說家吳漫沙。
並從雜誌內容安排看出「臺灣文學知識生產系統」的改變，不再專門介紹日本文學，轉以發揚民族思想、宣傳祖國文化為宗旨；在廢日文欄以前，仍兼容日文文藝創作，偶而引介、翻譯日本之文學。因此可以看到戰前至戰後，臺灣人的狀態是延續性的接承時代轉換。
2. 三民主義思潮與臺灣文學：前一代日人鼓吹「文章報國」，書寫激勵人心的文章為前線助威；1945年之後則隨著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說、文化運動，出現許多與新生活運動、新文化建設有關的刊物。比如《大同》、《時潮》雜誌。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而轉化成為作家實際創作的養分跟立場，作家根據自身理念選擇，比如楊逵、龍瑛宗以「人民至上」，追隨民主主義；曾今可以建國工作為主，奉行民族主義，各自形成立場。
3. 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：國民政府遷台後施行「國語政策」，設立「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」，在各區設立國語推行所、在黨政軍系統推行國語運動。執政者陳儀還將國語學習綁上民族主義與學校教育，說出一年內，希望全台所有師生「大概能說國語，通國文，懂國史」。中間歷經討論如何才能學會國語、國語和國文的斷裂問題。
臺灣本土文人對國語的想法從楊逵說出「光復以來快三年了，應要重振的臺灣文學界卻還消沉的可憐⋯⋯以中文就很難充分表達我們的意思了」，表示臺灣人尚無法這麼快對國文有所認識，還在適應過渡期，更何況需產出結合想法、創意的創作。相較日文系統的作家，有中文讀寫能力，曾接觸北京白話文的作家如張我軍在銜接上就比較不困難。
漢文系統的作家自認是「知祖國文字」的，然而有人提出「知祖國文字」就等於「識國語」嗎？知漢文並不等同識國語，雖漢文與國語「同文」，然而在聲音、文體、時代，漢文是不能與之相同的。此時亦彰顯出「古典文學」與國語白話文文學在此劃出一條鴻溝。
4. 戰後初期的魯迅熱潮：延續日治時代末的左翼思想，臺灣詮釋魯迅的角度各不同，有楊逵以社會主義精神、有許壽裳抗戰民族精神、有下村作次郎以魯迅文章為國語文學習典範。此時也有反魯文學的文章出現，形成左右翼文學對壘。
古典文學在文學史中與新文學的競爭
🍵 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壇
前面提到，戰後初期的報刊相當活躍多元，因此古典詩人也多在報紙場域活躍。起初報刊的創作主力多為外省文人，本省文人數量到後來才增加。此時活躍的臺灣詩人有賴子清、魏清德、陳逢源、張達修等人。1946年由新竹聯吟會成員創辦《心聲》，延續日治詩學命脈及1948年台灣省詩學研究會的刊物《臺灣詩學》，是戰後初期具代表性的詩刊。
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，全島陷入程度不一的恐慌、社會景況停頓。即使本省與外省文人，看待此事件的立場不同，但此時的詩社活動不約而同皆暫緩不辦、刊物也都停刊。等到隔年，社會氛圍漸漸穩定，古典文學詩歌才又慢慢復甦。前述提及的《臺灣詩學》便是在隔年創辦，為了革擊缽吟之弊，提出詩學理論，是一本刊載本土詩人作品為主的刊物。然僅發行二期。
○本省與外省文人的交流橋梁──曾今可
曾今可是從中國來台的文人，在台灣文人與外省文人交流、往來的過程中，他扮演橋樑的角色。曾今可過去在中國上海時曾與魯迅筆戰，後前往日本唸書。曾今可曾任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講師，學員來自各處，也會到處旅遊，有機會以此建立人脈基礎。比如他認識了林獻堂，並在日後保持友好往來。
曾今可在1946年曾投報抨擊走私問題，被陳儀政府逮捕。曾主編《正氣月刊》、《建國月刊》，又主編《臺灣詩報》。老師帶我們從刊物目錄上看到原本《建國月刊》上「臺灣詩壇」僅占一條版面，到了《臺灣詩報》全刊皆刊載詩詞作品。後來出現《臺灣詩壇》是唯一全臺性的定期詩報。
《臺灣詩報》似有延續日治時期《詩報》之風，其中成員既有本土文人、外省人士，美娥老師認為是從日治時代到戰後初期的轉變可以從該刊物中，看到由「台灣詩人與自中國來台的詩人重新結構化的臺灣詩壇」。
○曾今可如何贏得本土文人的信任？
老師認為因為曾今可同樣對陳儀政府不滿、寫文抨擊，在本土文人看來是站在同一陣線，且曾今可曾前往日本唸書，熟習日文又會台語，容易跟台灣文人產生共鳴的話題。另外便是曾今可肯定台灣古典詩人與詩作超越新詩，因此更能使台灣古典詩人願意與之親近。他本人廣闊的交遊關係，也使得古典詩壇在有重要聚會時，能夠藉他人脈號召有力人物，為古典文學撐腰。
曾今可當時支持古典文學有幾項論點：他認為舊詩在戰後台灣的意義勝過新詩，仍有保留與發展的必要性。古典詩人是社會的力量，政府與人民的橋樑，而他認為新詩暫時還無法勝任。他也極力使舊詩有曝光機會，與官方產生連結，比如在1946年10月時號召眾人以古典詩為總統祝壽、1948年倡議舉辦第一次全台詩人大會。在1949年10月于右任來台後，曾今可便力邀于右任出席參與各種詩會活動，使當時古典詩風氣蔚為一時。
○支持台灣古典文壇的于右任
透過前述可以窺得于右任來台前台灣文學場域的相關情形。于右任來台之後，對於台灣古典文人有什麼影響，他逝世之後為何使得古典文學也漸漸失勢呢？
于右任是民國重要文人，被認為是孫中山革命精神的承繼者，是中華民國的建國元老之一。曾擔任台灣的監察院長；亦曾在1955年獲頒教育部詩歌文藝獎章。于右任來台出席不僅受聘擔任《臺灣詩壇》的顧問、名譽社長，亦受邀出席各類詩會，擔任詩會活動發起人。當時在外來詩人眼中，透過詩會的舉辦可以移植、傳播中華文化，連結歷史記憶，並對台灣人展現文化儀式／同源傳統。老師也分享許多張于右任出席參與詩會聚會的合照。
于右任曾提倡「詩韻改革」，在國語運動政策之下，主張以國語押韻，但是並未成功；也在尋找詩體解放與實踐的可能。因于右任在台的這段時間扮演的角色，可以說是古典文壇的靈魂人物，因此在他去世後，便被稱為是「傳統的總結、時代的邅替」，古典文學之勢漸漸衰退。
從魯迅到于右任，看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。在臺灣，魯迅的作品、思想曾被推崇一時，更被視為是白話文的典範，但因為魯迅左翼的思想，並不被容於台灣，台灣整體風氣從「尊魯」到「反魯」。然而反魯並不影響白話文學的成長，白話文學以其他形式潛伏。反魯同時，台灣也在「尊于」，舊詩藉此穩住搖搖欲墜的地位。直到于右任去世之後，台灣仍因反共反左而反魯，然而新文學也正在茁壯，舊文學因而漸漸失勢。
○《鯤南詩苑》在高雄
1956年，由曾今可擔任高雄詩刊《鯤南詩苑》的社長。起因來自1955年曾今可在詩人節時出席一場台南的詩人大會。當時高屏三縣市聯吟會決議要籌辦《鯤南詩苑》月刊，並邀請曾今可擔任社長，因曾今可遠居台北，所以社務皆由副社長陳皆興、發行人兼主編沈達夫負責。
設刊意義在於當時台中、台北已有一至兩家詩刊，獨獨南部尚未出現。為了讓南部吟友，有一個互相交流、觀摩、投稿的平台，因而誕生。在創刊號，由嘉義詩人李德和〈贈今可可亭正副社長〉一詩可看到：「地成鼎足北中南，詩苑佳音數出三。」這句可以看到當時《鯤南詩苑》是被期許與北部、中部共成三足，撐起詩壇的。老師也分享幾篇剪報，都是當年曾今可在《鯤南詩苑》所刊之詩，皆為在南部遊歷有感之詩。
美娥老師在講座開始，便提及古典文學在台灣發展極為長遠，也累積一定數量文獻史料，然而仍缺乏研究人才，更別說高雄的古典文學研究，也少人涉足，因此老師最後也鼓勵同學或有志者可因自己的興趣或涉獵範圍，為台灣的古典文學累積更多研究能量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