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間︱5／30(六) 14:00-16:00
講題︱來自舊島的電話
講師︱騷夏（作家）
地點︱高雄文學館2F文學放映室
活動記錄︱史聖智
那艘青春的船 從她的嘴裡出航
有些人慘遭滅頂
有些人飄然下船
她下了船，她跨過去
從少女的島到母親的岸
她變成一個新娘
──騷夏，〈舊島電話〉
高雄文學館地景文學系列作家講座，今年主題為「故島洄游：旗津文學紀行」，聚焦旗津文學地景，要帶讀者回到文學作品中的旗津，以及滋養作家創作的原鄉。首場講座，由詩人騷夏揭開序幕，不僅朗讀詩作〈舊島電話〉，也與讀者分享她在旗津長大的過往、生活記憶和文學地景，同時也深入探討發生在1973年的高中六號渡輪翻覆事故。
騷夏先回憶起她小學之前都在旗津生活，後因家人考量通勤不易才搬至前鎮，自此在南高雄完成求學歷程，從國中、高中到大學前的生活經驗，都與高雄緊密相連。談及創作生涯的開端，她提到大學時期因屢獲文學獎而逐漸確立寫作方向，即使當時社會普遍認為中文系畢業後出路有限，家人也曾對其未來感到憂心。然而，接連獲得文學獎不僅帶來創作上的肯定，獎金也足以支應學費與部分生活開銷，讓家人開始相信寫作也能成為一條可行的道路。
騷夏回憶，大二時獲得全國大專文學獎，父親陪同領獎，因為父親外表年輕而被誤認為得獎人，成為家人津津樂道的趣事。從那次之後，父親對其創作發展也由質疑轉為支持，隨著創作成果逐漸累積，她進入東華大學就讀研究所，並在創作學位制度與補助的支持下，持續走上文學寫作之路。雖然家人多從事穩定的上班族工作，自己在家族中顯得有些與眾不同，但與高雄的情感連結始終深厚。如今除了持續創作，也投入文學獎評審及教學工作，並且曾回到東華大學擔任駐校作家，傳承她多年累積的創作經驗。
談到旗津文學地景，騷夏坦言自己懷抱一種近鄉情怯的心情，她分享過年期間在旗津拍攝的照片，影像中的地標迎接進出高雄港的船隻，也勾起她對家族歷史的回憶。高雄港作為重要國際港口，在1960年代設立前鎮加工出口區，深刻影響到許多高雄家庭的人生軌跡，包括她的父母就是在加工區工作時相識，進而組成家庭。她指出，許多旗津家庭都有相似的生命經驗，由於島上求學與通勤不便，不少家庭為了子女教育而遷居市區。騷夏成長於旗津中洲，童年時經常往返旗津與高雄市區，而這段生活經驗，也讓她與二十五淑女墓事件產生特殊的情感連結。
1973年發生的高中六號渡輪翻覆事故，正是她出生前五年的旗津重大事件。母親曾告訴她，事發當天原本也準備前往前鎮加工區上班，卻因睡過頭而改變行程，與這場悲劇擦身而過，事後透過報紙才逐漸得知事件全貌。當時因全勤獎金對家庭收入影響甚鉅，大量趕著上班的女工擠上渡輪，最終導致船隻超載失事，造成二十五名年輕女工罹難，其中甚至包括一對姊妹。這起事故也成為台灣航運安全管理的重要轉捩點，促使政府逐步建立更完善的渡輪管理制度。
隨後，騷夏展示多張1970年代旗津的歷史照片，其中包括攝影家張照堂拍攝的街景影像。透過照片，可以看見當時渡輪、機車與乘客交織而成的交通景觀。她特別提到，俗稱舢舨仔（sam-pán-á）的小船是居民往返的重要交通工具，雖然票價不低，卻因速度快而受到許多人青睞。看著照片中的車輛與街景，她常常想起父親與外公年輕時的模樣，也讓那些逐漸消逝的地方記憶重新鮮明起來。
談及二十五淑女墓的歷史，騷夏指出，該地其實歷經數次遷葬，最初位置與現今所見不同，是後來才遷移至目前所在地。對她而言，淑女墓並非遙遠的歷史遺跡，而是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，因為童年時期家中車輛常經過該處，加油站也設在附近，使其成為生活路徑中的普通地標，而非外界想像中的陰森場域。然而，真正讓她產生反思的，是成年後擔任文學獎評審的經驗。她發現許多年輕創作者在書寫淑女墓時，常將其轉化為靈異故事或鬼魂傳說，甚至延伸出抓交替等想像情節。這與她自幼所熟悉的地方記憶截然不同，也讓她開始意識到，同一個地景在不同世代之間，可能存在極大的詮釋落差。相較於靈異敘事，她所記憶的是鄰里長輩對罹難女工勤奮工作的肯定，以及對其早逝的惋惜。
在騷夏的家庭記憶中，二十五淑女墓帶有個人命運的偶然性，由於她的母親與事故擦身而過的經驗，使母親對平安的重視遠多於準時，也影響了她對工作與生活的看法。對騷夏而言，這種態度背後，或許正潛藏著一種集體創傷所留下的生活倫理。她進一步提到，近年閱讀李安如的《女工之死：後工業時代，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》（2025，左岸文化），深感震撼，因為該書從人類學角度重新檢視二十五淑女墓事件，將其置於全球勞力密集產業與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歷史脈絡，指出當時大量年輕女性進入工廠工作，以勞動支撐家庭經濟，反映出整體社會結構與經濟變遷。同時，研究也觸及傳統漢人社會對未婚女性死亡的文化想像，由於未婚女性在祭祀體系中位置曖昧，缺乏後代承接與祭祀，因而容易衍生出靈魂安置與民間傳說的各種敘事。騷夏指出，這些文化觀念不僅影響了社會對事件的詮釋，也逐漸形塑了後來圍繞二十五淑女墓的想像與傳說。
在重新回望這些歷史時，她也意識到，類似的性別與家庭期待，其實長期存在於日常語言之中，例如對「未婚女性未來無人祭拜」的擔憂。這些觀念構成了某種深層文化結構，也使得地方記憶與個人創作之間產生交織。在學術研究出現之前，騷夏其實已經在自己的作品中，開始書寫這段地方歷史。她曾在詩集《瀕危動物》中，以詩的形式重新書寫這段地方記憶，使其成為作品中的重要脈絡。該詩集出版於2008年，而至2018年前後，相關文學史研究整理此一書寫軌跡時，有學者指出，她可能是最早以華語詩處理二十五淑女墓題材的作者。不過她也強調，此說仍有待持續討論與商榷，但此一觀點也成為她今日分享此議題的重要起點。
她進一步指出，二十五淑女墓之所以逐漸衍生靈異傳說，與1980年代興盛的大家樂密切相關。當時不少民眾前往墓地祈求明牌，若未如願便容易產生各種再詮釋與傳聞，甚至出現破壞墓園的行為，使其多次整修與重建。騷夏每次閱讀相關資料時都感到沉重，因為罹難者中最年幼者僅十三歲，最年長也不過二十餘歲。她的母親曾提及，若她們當年未遭遇事故，可能會與同世代的人一樣結婚生子，子女年齡會與她相仿。因此這段歷史在她心中既遙遠又貼近，遙遠的是發生在她出生之前，貼近則因其生命可能性與自身人生重疊。
騷夏提到該事件並非單純天災，而是涉及駕駛無照與船隻超載等人為因素，事故背後則與高雄加工出口區所構成的經濟體系密切相關。這些年輕女工支撐了家庭經濟，也構成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重要基礎。從當代視角回望，她也連結到當前社會的照護結構，指出女性在家庭中長期承擔照護與責任的角色，從過去延續至今仍未有根本改變。在後續安置問題上，騷夏指出，未婚女性死亡，在傳統社會中常被置於特殊位置，包括「無人祭拜成孤魂」或「祖先牌位無法安置」等觀念，皆反映長期存在的文化框架。
在騷夏的家族記憶中，她提到祖母曾透過冥婚儀式，安置家族中過世的未婚女性。長輩找到一位男性作為冥婚對象，還拿出資金幫助他做生意，沒想到生意非常成功，販售雞蛋、鴨蛋等產品。騷夏小時候都用台語稱呼他是「蛋姑丈」，而那位過世的姑姑則私底下稱作「蛋姑姑」。後來這位姑丈雖然又再婚成家。不過他與後來的太太都非常認真祭拜這位冥婚的妻子，事業也發展得很好。她有時候回想起來，覺得這些民間信仰與家族故事之間，似乎存在著某種難以言說的連結。
她回憶她向祖母詢問冥婚緣由時，祖母提及因夢境與心理不安而進行儀式，顯示民間信仰常在情感與日常經驗中生成。另一方面，她也補充自己成長於旗津墓區與生活空間交錯之地，幼時就讀海星幼兒園，家族也有人任職於該校，使她對該區域地景極為熟悉。墓區、學校與造船廠在她的記憶中彼此相鄰，共構日常生活場景，因此外界對淑女墓的恐怖化想像，在她眼中往往顯得過度放大。
2004年後，政府針對二十五淑女墓推動去汙名化政策，2008年後進一步轉型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，以弱化靈異敘事並強化勞動史與性別史意義。同時，部分家屬選擇以金身供奉方式安置罹難者，使其進入宗教與紀念體系之中，獲得另一種象徵性位置。騷夏指出，二十五淑女墓的轉變，呈現出官方的歷史再詮釋、民間的信仰安置，以及文化對性別死亡的想像調整。
騷夏回溯詩集《瀕危動物》的創作經驗，談到當時她在研究所就讀，必須以創作作品與理論論述的方式完成學位，因此詩集並非單純抒情創作，而是在學術架構下具備結構與脈絡。她指出，這樣的訓練迫使她重新回望自身生命史，並將個人經驗納入書寫之中。其家族背景呈現多重族群與歷史交錯，包括外公的外省背景與戰後遷移經驗、外婆的平埔族原住民身分，以及父系家族在前鎮一帶的勞動生活。這些不同的歷史位置，使她意識到個人生命其實嵌合於更大的社會結構之中。
在此基礎上，她將渡輪翻覆事件納入詩作之中，將之轉化為關於生命轉換的隱喻書寫。她以「少女」與「母親」的轉變作為核心意象，並透過「新娘」的象徵，延伸對女性生命角色的思考，例如「掀開頭紗」所指涉的除了是婚姻儀式，也是一種對身分與真相的追問。她進一步質疑母職作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想像，強調並非所有女性必然或應然成為母親，而二十五淑女的生命，正是在歷史中被切斷與重組的存在。她希望透過詩性語言，將事件轉化為生命狀態的轉換與歷史隱喻。
除了歷史書寫，騷夏也以自身家庭影像作為創作素材，包括父母的結婚照與成長居所的老照片。她指出，底片時代的影像具有不可輕易複製的重量，每一張照片都承載細緻的生活痕跡，也成為其創作中重要的記憶來源。對她而言，寫作的核心在於將事件提煉為可被理解與再詮釋的文本結構，使不同讀者在同一事件中生成各自的理解。她也強調，書寫不僅限於專業作家，每個人的日常紀錄本身即是一種保存記憶的方式。
騷夏進一步分享家族影像，照片中的人物為其外公，曾經在海軍服役，外公晚年對祭祖特別重視，尤其在母親過世後，為追思亡母，特別請畫師依記憶描繪母親肖像，以此作為祭拜對象。她提到旗津地區有許多外公的同袍，往來密切，常彼此探訪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在不同家庭中，祖母的肖像畫風格高度相似，甚至呈現出幾乎一致的面容，使她童年時一度困惑於是否所有家庭的祖母其實長得一樣。後來才理解，這些肖像多出自同一位畫師之手，反映出當時影像技術有限下的民間紀錄方式，也成為地方生活文化的一部分。
關於外公的軍旅經歷，她說明因為外公的眼睛在戰時受傷，導致視力受損而提早退役，從照片中也可見其眼部不對稱的狀態。外公也因為未隨軍艦出勤而倖免於一次軍艦沉沒事故，倖存經驗成為家族中重覆發生的記憶。騷夏補充，照片中有外公與同袍拍攝的軍旅合影，背景寫有「同舟共濟」，並標示「脫險歸來紀念」。畫面中的軍人多為歷劫餘生的同袍，仍身著軍服以示身分與紀念意義，而外公因已退役未著軍裝。這張照片是騷夏首次於演講中公開，對她而言具有重要意義，不僅呈現家族歷史，也與今日所談的船難與生死議題形成呼應。透過這段家族經驗，她試圖補充另一種倖存者視角的歷史記憶，使個人生命史與更大的時代敘事彼此連結。